在中国进行家庭治疗应注意的事项


尊重家庭对于和谐的需要

    中国文化强调和谐而非冲突,正如杨德森指出的,中国文化以中庸、含蓄、内敛、和为贵为特质。在家庭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很少直接面对面的冲突。所以,在运用结构式家庭治疗中“实际演出”等技术,鼓励家人之间直接面对面互动时一定要很慎重。在要求家庭成员相互坦率地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要事先做一些必要的正向处理。问题要谈,要面对,但注意不要把家人的“面子”丢掉。特别是在有青少年成员的家庭中,因为青少年得到治疗师的鼓励,可能口不择言直诉他们对父母的不满、抱怨和愤怒,而导致争吵或令父母觉得丢脸。父母也可能借此机会,利用治疗师在场来教训子女,而使子女感到父母找了同盟来对付自己而不愿继续接受治疗。治疗师应适时地阻止这种家庭成员间的负性冲突,协助他们学会相互了解和尊重,不鼓励家庭成员“翻旧账”,也不鼓励家庭成员对症状做责任归因,而是遵循结构式家庭治疗强调“此时此地”,注重现在的观点,将治疗的中心放在如何把家人联合起来面对问题及改善目前的状况。如,中国夫妻一般不会想要直接改善婚姻关系,但是他们愿意在抚养孩子方面达成更有效的配合与默契,这样会间接地有利于婚姻关系的改善;再比如,虽然中国人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如果治疗师可以很好地示范、指导,让他们看到明显的益处,感觉这样很舒服和安全时,他们也会乐意去做。

    善用解释与指导性原则

    当一个家庭开始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是在寻找缓解痛苦的方法,企图获得帮助和希望。既然中国家庭的治疗期待是获得一些具体的帮助,那么治疗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对这些问题的洞察;既然家庭希望从治疗系统中获得更多实际的帮助,那么一些程序就应该聚焦于对问题提供实际的信息。

    鉴于中国家庭对心理治疗的生疏与误解,如何让来访家庭遵守治疗的基本要求与原则,提高他们的认知,以便能顺利地完成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治疗师要事先给予解释,解释有关的意义、目的与方法,减轻家庭成员的压抑、焦虑和不确定感。治疗开始时,最好能向求助家庭解释家庭治疗的形式以及要求。如果来访家庭对治疗师或治疗过程有任何不清楚、不满意的地方,要鼓励来访家庭随时提出,并且与家庭一起讨论,免得来访家庭不声不响地离去,或随意更换治疗师。如果要做一些角色扮演、家庭雕塑或空间改变等,都需要让家庭有个心理准备并作出解释。如果要探讨潜意识问题,或者处理阻抗、移情等特殊心理现象,需要说明这些是分析操作上所需及其意义与目的,以便家庭了解并得到家庭的配合。需要注意的是,在解释时要尽量避免过于抽象、过多专业术语或者做过多带有“性”色彩的解释,态度上也要平等,不要高高在上,否则不但让家庭难于接受,还会遭遇文化上的阻抗。

    中国文化非常讲求实效,也因为在日常生活里大家都已经习惯被权威性的老师和领导“说教”和“训导”,在治疗的过程中,家庭常常期待治疗师给他们一些直接的指导,结构式家庭治疗所倡导的指导性原则和“行动优先”原则是非常适合中国家庭的。许多研究证明,大多数中国人不能很好地对情感、反射、顿悟等方法作出反应,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可观察到的关于症状去除的有效方法和实际改善的证据,所以,指导性原则运用起来也较受家庭的欢迎。治疗师可以运用“专家”的身份,以中国传统的哲学原理为指导,借用民间故事、谚语、俗语、通俗易懂的比喻,强调以实际的行动改变现在的家庭关系,给家庭成员简单、具体、明确的教导,或给家庭布置一些作业并督导他们完成。此外,指导家庭成员将他们的行为和改变直接扮演出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运用指导性原则和行动优先原则时要注意,一方面要在主动与被动或积极与不积极的方式中,求得适当的平衡。指导性过多,太过于主动,也就无形中让来访家庭相对地采取比较被动与不积极的角色,与追求独立自主与成熟的治疗原则正好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家庭不善于维护、表达感情的事实,在指导的同时,要注意以情感支持性的角色来帮助来访家庭,“少训诫多情感支持”,治疗师在给予充分共情与支持的前提下,多鼓励家庭进行情感上的探讨、体会与表达。当治疗发展到了关键阶段时,治疗师要帮助家庭去体验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情感,验证一些以前从未验证过的行为,以帮助家庭去适应不同以往的更健康、更灵活的生活方式.

    重视家庭自身资源的运用

    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家族取向”的文化传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强烈的忠诚和责任意识。米勒( Miller)曾把这种情况与西方社会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西方人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选择,一般不主动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对家庭成员的照顾是在对别人负责和自我负责之间权衡的结果,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照顾与帮助家里的“病人”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当中国家庭有一个成员出现问题时,因为相互依赖和相互负责价值观的作用,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为帮助一个带症状者,全体家庭成员都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并愿意付出努力。家庭治疗强调的是家庭的改变会带动成员的改变,所以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与支持无疑是治疗中非常重要的资源之一。治疗师可以在自己、带症状者和带症状者的家庭之间建立治疗纽带,利用家庭的压力和成员对带症状者高度的责任意识促成家庭的改变。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家庭中的界限会因为家庭成员出现症状而变得更加模糊。例如,当未成年的子女出现症状时,孩子的父母会承担起照顾孩子的所有责任,全力悉心呵护。最开始的阶段这是可以的,因为带症状者常常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但是,一旦问题有所缓和,而家庭仍然沿着惯性走下去,没有改变最初孩子发病时的家庭结构,将阻碍孩子的成长与改变。更糟糕的是,这种环境氛围会束缚其他家庭成员,让他们成为“带症状的照料者”,相互涉入更深,这实际是以放弃其他重要的家庭功能为代价的。二是治疗的目的是找到适当的平衡,为带症状者提供帮助而不是过分纵容,所以,鼓励带症状者对生活负责,例如开始自我照顾,学会自我选择,而不是完全依赖家庭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带症状者的过度依赖往往成为一个症状好转后另一个症状的开始。

发布于2011年08月17日 11:34 | 评论数(2) 阅读数(1217) 我的文章

什么是人格评定量表?


 1.人格评定量表的性质与种类

    在心理测量方法中,评定量表(rating scales)是用来量化观察中所得印象的一种测量工具。人格评定量表就是通过观察,给人的某种行为或人格特性确定一个分数(通常为等级)的标准化程序。评定量表是以自然观察为基础的,但评定过程决不是现场观察的直接记录和短暂印象,而实际上是较长时间的纵向观察及多次印象的综合。这是与一般的自然观察不同的地方。因此,评定量表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评定人的主观解释和评价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评定量表并不是一种测验,至少不是像自陈量表那样规范化的标准化测验。一般来说,评定量表是由与被评者比较熟悉的他人对被评者的行为或人格特点作出评价,而不是由被试自己对测验条目作出逐一反应。评定量表与自陈量表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方向或角度对个体的人格进行测评。对同一人格内容的测评,自陈与他评的结果的相符情况具有很丰富的意义。就测验的编制来说,这里包含有重要的效度信息。所以评定量表经常被用于对测验的效标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有人调查发现,在美国工业和政府机构所公布的测验效度资料中,有68%的研究者用评定作为测验的唯一效标。此外,员然评定人的评价是主观的,但由条目内容加以限制的评定依据及来源却是比较客观的,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同时,评定量表还有结构明确、各条目描述精练、内容丰富、施测简便等特点。这些性质和特点使得评定量表的应用甚广,不但是在学校、机关、企业应用很广的考核人员的工具,也是在临床心理学实践和心理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工具。

    由于评量方式不同,评定量表有多种形式,但绝大多数可归属于如下四种形式之一。

    (1)数字评定量表  在数字评定量表中,评定者根据被评定的某种属性(例如领导能力、人际交往有效性等)在被试身上的表现作出判断并分派给数字值。所有这些评定都要求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位置分派给不同的价值,分别代表不同的属性程度。例如,评定一个人的领导能力,可在下面的数字量表上确定一个等级。

    (2)图表评定量表  要求评定人在一个描述某种行为或特质的维量上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反映被评定者具有这种行为或特质的程度。典型的图表评定量表是,在维量的最左端是对行为或特质最低程度的描述,右端则是最高程度的描述。维量的中间点则是对特质的中间程度的描述。

    (3)标准评定量表  评定者将被试与标准进行比较,从而获得某种特质的竹汁。

    (4)强迫选择评定量表  在该类量表中,每道题目有两个在社会赞许性上等值的句子,要求评定者标出与被评定者最为相似和最不相似的句子。虽然有时这种量表有选择上的困难且容易令人生厌,但它要比标准评定量表更公平些。

    2.评定量表举例

    (1)梵兰社会成熟量表  梵兰社会成熟量表(简称VSMS)是美国梵兰训练学校校长道尔在长期工作中摸索编制的,适用于婴幼儿至30岁的成人。其结构与标准化是以斯坦福一比奈量表为蓝本的。测题以年龄分组,很像斯坦福——比奈量表。下面列举几项有关自助、自我指导、作业、交往及社交方面的项目。

    自助:接触邻近的东西(出生至1岁)

    自我指导:购买自己的衣服(1 5岁至1 8岁)

    移动:在屋里随意漫步(12岁)

    作业:助理细小家务(34岁)

    交往:打电话(1 01 1岁)

    社交:引人注意(出生至1岁)

    主试与被试本人或亲友会面之后,根据交谈和调查结果逐项计分,由此可得——社会年龄,再除以实足年龄。即得社会商数(简称SQ)

    1980年日本三木正安教授修订该量表,称之为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日本SM社会生活能力检查修订版)。我国现也有中国修订版本。

    (2)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记为HAMA)由临床心理学家汉密尔顿于1959年创编。主要用于评定神经症及其他病人的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是精神科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医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之一。在国外的一项关于评定量表的比较与评价的研究中,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在他评焦虑量表系列中位列第一。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对HAMA的信度与效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考查,表明它有较高的评分者信度和效度。

    HAMA通常由经过训练的两名评定员进行评定。所有14个项目的评定,除了第14个项目外,都根据被评者的口述进行评分。该量表参照如下各项症状表现,按0-4分进行五级评定。各症状评定标准如下;

    焦虑心境:担心、担忧,感到有最坏的事将要发生,容易激惹。

    紧张:紧张感、易疲劳、不能放松、情绪反应、易哭、颤抖、感到不安。

    害怕:害怕黑暗、陌生人、一人独处、动物、乘车或旅行及人多的场合。

    失眠:难以入睡、易醒、睡得不深、多梦、夜惊、醒后感疲倦。

    认知功能: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力差。

    抑郁心境:丧失兴趣、对以往爱好缺乏快感、抑郁、早醒、昼重夜轻。

    躯体性焦虑(肌肉系统):肌肉酸痛、活动不灵活、肌肉抽动、牙齿打颤、声音发抖。

    躯体性焦虑(感觉系统):视物模糊、发冷发热、软弱无力感、浑身刺痛。

    心血管系统症状:心动过速、心悸、胸痛、血管跳动感、昏倒感。

    呼吸系统症状:胸闷、窒息感、叹息、呼吸困难。

    胃肠道症状:吞咽困难、暖气、消化不良、肠动感、肠鸣、腹泻、体重减轻、便秘。

    生殖泌尿系统症状:尿意频数、尿急、停经、性冷淡、早泄、阳痿。

    植物神经系统症状:口干、潮红、苍白、易出汗、起鸡皮疙瘩、紧张性头痛、毛发竖起。

    会谈时行为表现:①一般表现:紧张、不能松弛、忐忑不安、咬手指、紧紧握拳、摸弄手帕、面肌抽动、不停顿足、手发抖、皱眉、表情僵硬、肌张力高、叹气样呼吸、面色苍白;②生理表现:吞咽、打嗝、安静时心率快、呼吸快、腱反射亢进、震颤、瞳孔放大、眼睑跳动、易出汗、眼球突出。

发布于2011年08月17日 10:49 | 评论数(2) 阅读数(3552) 我的文章

残障儿童家长与专业人士合作伙伴关系的策略


为了克服家庭参与的障碍,专业人士需要认识到:教育过程之中,家庭的作用已经发生变化且将继续发生变化。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配合这一变化,充分利用这一变化。麦克法登和伯克为人类服

务确立了一个新的范式,包括本世纪的教育。这一范式“假设社会秩序内,大多数重要决定是在地方层次上做出的……这样人们就有权针对影响自己生活的问题形成解决办法”。这一范式中介绍的主题是赋予权、领导权、选择及灵活性。学校改革提议已经反映了这些主题。这一范式内部,决策过程中增加家庭成员的参与度成为专业人士的责任。麦克法登和伯克声明:

    我们坚信:影响患有发展性残障的人群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体验的决定,

    最好应与消费者(即残障人及其家人)协商并有其参与下做出。

    教育工作者极少把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看作是“消费者”。“教师”和“学生”这两个术语暗示了一种远离消费者概念的关系,而消费者通过自身行为直接要求提供怎样的服务。师生关系更像是家长子女关系。为了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教育工作者需要在自己多种身份里再加上一个“使能者”的角色;同时需要把教育计划、决策过程中把实现家庭和学生赋权自己其更大的作用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为残障青年获得更为积极的成人结果提供舞台,同时也为自己成就成功的人生。

辛格和帕奥斯确认了几条家庭支持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应用于授权家庭参与教育计划和决策过程。授权做法旨在提高团体意识以及家庭可靠的同盟意识。特殊教育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学生和家庭成员从学校的主流中分离出来。我们已经为残障的学生开辟了独立的途径。在此过程之中,我们将家庭从主流中移开,由此减少了他们在学校事务中的参与度。举个例来说,残障学生的家长,不是通过家长教师协会与其他家长互动,而是参加特殊教育家长教师协会。为了提高残障青年家人的共同体感,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视所有家庭及其成员的普通要求,致力于提高家庭和更大团体的联系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法律将这一原则定义为“了解家庭”。而TurnbullTurnbull则将其定义为“几项义务”——这样,在专业人士和家庭成员间打造可靠的同盟军便成了要求。这些可靠的同盟军能够为所有生态环境(学校、家庭和社区)下的合作关系保证机会。

    家庭参与的另一个原则是更广泛的关注家庭的需求,不仅仅是关注以孩子为中心的个性化需求。这就意识到:残障学生的成功直接和家庭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学校越来越成为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服务中心。即使这样齐全的服务不存在,学校也能够提供推介服务。

    再者,学校必须鼓励共担责任、真诚合作。法律规定家长是平等的参与者,专业人士必须这样看待家长。正如辛格和帕奥斯(1993)曾经详细论述的那样,所有家庭皆有其优势;当一个家庭中发现问题时,如果有机会并有可利用的资源,家庭成员能够学会解决这些问题。实践者必须将种种假设和偏见搁置一边,让家庭成员能够体验有意义的管理和选择。

    授权家庭的各种尝试必须认识、保护家庭单元的完整性。特布尔等的“了解家庭”理念是一种聚焦专业人士、家庭成员的途径,这种途径能够有助于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合作。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教育工作者必须尊重存在于残障学生家庭内部的不同文化信仰和文化差异。辛格和帕奥斯也指出:专业人士必须尽可能地尊重家庭禁忌和隐私。许多特殊教育工作者至少暗示:家庭环境应该效仿学校环境。试举一例,教师可能会让家庭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工作表,使家庭内部活动自然有序地进行。事实上,很多发展前景、有教育意义的机会存在家庭之中,故此,可以恰当引导家庭利用这些机会作为学习体验(后面会提供一些生涯教育轻度/中度课程具体细节)。布罗林报道说,生涯教育轻度/中度课程方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特殊教育工作者和家庭间的结盟。在发展残障学生所需的生涯教育/衔接技能时,生涯教育轻度/中度课程方法包括了一个主要的家庭成分,以促使学生能在社区的生活和工作中像正常成人一样过日子。

    如果教育工作者开展工作的前提是努力授权家庭,将重心放在残障的个人身上,首先把他们看作人,就很有可能赢得这场战役。这样的态度表现在行为举止的变化中。为了鼓励家庭参与、反映上述取向的学校实践,弗拉克斯曼和英格提供了一些实用性的建议:

    .增强学校教职工对于家长时间有限的意识和敏感性,提前宣布召开交流会,留足充分时间让家长有备而来;

    .赋予家长权利可随时参观学校、参观教室,利用图书馆,与教师、管理人员沟通;

    .在学校、教堂等地建立家庭学习中心并给予支持,为想要帮助子女学习的家长提供帮助;

    .让各种社区团体有机会利用学校设备开展活动;

    .促使青少年、单亲、工作中的以及监护的家长之间交流,形成相互支持性小组;

    .提供儿童上课前照看服务,确保参加工作的家长能在上班前与教师会面;

.举行晚会,照看孩子,关心孩子成长,以便让工作的家长参加;

    .举行傍晚大会,结识为学校作出贡献的学生和家长;

    .为家长建立双语热线。

    .以家庭的语言向家长传达信息,不仅包括常规通知,而且包括家长在家能做来帮助教育孩子的事情;

    .学校不要临到最后取消某项决定;

    .用学校里各个家庭所说的各种语言符号印制一些符号标记。

    桑农斯卡因指出:如果教育工作者认为所有家长皆有长处,并将家长视为可靠的同盟伙伴的话,他们将很快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她确认了这种良好关系表现的明显特征如下:

    .即时公开地分享信息、印象和评价结果;

    .合作者能够彼此坦诚地交流情感、需要以及优先考虑的事项,不用担心被对方轻视;

    .合作者能够彼此寻求帮助,且不用担心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能够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或“我不明白”,不用担心有损尊严或可信度;

    .努力做到避免使用术语或任何倾向于让对方感到自己是局外人的做法,高度重视实施有助于对话和平等管理意识的措施。

    辛克莱和克里斯汀森也认同上述特征,指出了有效、互相尊重的家长一专业人士可靠同盟关系的五大关键要素:(1)相互尊重彼此的技能和知识;(2)坦诚明确的沟通;(3)双方信息共享;(4)达成共同的追求目标;(5)共同计划和决策。和许多人一样,二位专业人士都强调沟通是合作的第一步。

发布于2011年08月09日 09:46 | 评论数(2) 阅读数(1491) 我的文章

人格测验中存在的问题


与其他认知能力方面的测验相比,人格测验的困难与问题较多。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在对人格测验的学习、使用和研究中避免失误,寻求对策和新的突破方向。综合各家的看法,可将人格测验中的问题作如下概括。

    1.人格基本概念的不一致

    人格内涵复杂。对于人格的定义、结构以及分类问题,迄今未获得一致的结论。对于人格应包含哪些特质,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测验的项目内容也就无法一致,使得不同人格测验的结果难以进行比较,即使都是以特质理论为基础的测验,因为两个人格测验可能测的是完全不同的特质。

    2.整体动态人格测验的困难

人格测验经常受到的批评是,它不能恰当地描述人格的动态性质。如果所谓“动态”指的是随时间而产生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将在不同时间施测的测验结果联系对照,就可以描绘出这种动态性质。但如果“动态”指的是每个人特有的、复杂的人格结构以及其整体的作用效应,则目前的人格测验还有相当距离。因为多数人格测验是把不同的人格维度割裂开来分析,而一些进行整体分析的测验(如投射测验和情境测验),标准化水平又比较低,在计分和解释上不够客观。

    3.信度和效度系数较低

    与能力和学业成就测验相比较,人格测验的信度和效度系数确实不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如前所述,人格测验受情境及个人心态的影响方面比能力测验要多。其二是'对于人格测验,很难确定适当的效标。人格测验所用的效标,多半是根据心理学者、精神病学者或教师所作的评定。凡属评定,其信度往往是低的,人格测验的分数与不十分可靠的效标求相关,其效度自然不会高。不过,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心理测验技术只要在临床上被证明是一种很有用且很有效的心理评估工具,就不应当强调测验的信度及分数结构的一致性。在一致性与真实性发生矛盾时,应该毫不犹豫地舍弃一致性而维护真实性。各种投射测验在国内外临床心理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事实,似乎为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提供了现实的注脚。对于人格测验的效度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不能仅从效度系数的绝对值就判定人格测验就一定比能力和学业成就测验的效度低,因为所测的是不同的东西,采用的是不同的标准。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人格测验的效度评价问题,不宜恪守传统观念,应该从多方面来收集人格测验的效度,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坚持实验验证或临床验证的观点。有些人格测验是按照某种人格理论或概念严格推论而来的,具有不可否认的结构效度。然而,这类测验也可能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并不那么有效。看来,人格测验的效度证据不能限于内部或纯理论的分析,必须重视寻找可行的效标以及多方面的证据。心理学家斯达格纳(R.Stager)曾归纳出五种考验人格测验效度的方法即:看测验能否识别在客观基础上选出的极端的一群人;将测验结果与专家评定结果相互比较;将测验结果与生活资料或临床记录相互比较;看测验结果能否预言将来的行为;以理论上的推论去判断。

    4.人格测验的题目

    人格测验所测的特质往往没有明确定义或不易明确定义,因而题目范围难以界定,各种可能的刺激项目数不胜数,而测验题目在内容或措辞上的细微差别,加上前述的人们在理解上的个别差异,常常会导致反应的巨大差异。

    5.测验分数的解释

    人格测验的答案无对错之分。人格有独特性,用同样的标准去解释不同人的行为是否恰当,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种行为对某人来说是良好适应,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是不良适应。另外,按统计标准(常模)评价人的行为,结果可能会奖励了从众行为,而限制了个性发展。

    6.伪装和社会赞许反应

    如前所述,人格测验的题目往往易于与社会评价联系(尽管已努力避免),有的被试不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回答问题,而是根据社会的舆论、他人的态度来回答问题,因而使测验的结果不可靠。尽管已有前述的种种努力措施,但是这些努力在解决这类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

    7.隐私

    在西方国家,对人格测验的一种批评是,某些人格测验侵犯了个人秘密,违背民主原则。所以,如何在涉及个人的实际利益的录取、选拔、司法鉴定等实际应用中,既能发挥人格测验的评量作用,又能兼顾个人隐私的保护,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心理学、社会学、司法、教育等等)协调解决的问题。

发布于2011年08月09日 09:32 | 评论数(2) 阅读数(2592) 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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