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对学生情绪的判断


一、教师对学生情绪知觉的准确性

    本研究发现,除了教师对优等生在精力——活力维度上的评分外,教师对优等生、中等生与后进生的评分在POMS-SF的其他5个分量表上都要低于学生的自评分。在进一步的检验中表明,教师对优等生在精力——活力这个维度上的评分与优等生的自我评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也说明在评价像精力——活力这种具有外部表现力的情绪时,他人评定有可能高于自我评定。这与已往研究相一致,由于情绪是个体的一种内在倾向,他人评价往往根据外在的行为表现,而自我判断往往根据内在的体验。还有研究显示,人们在对自己内部(不可视)特质的评定上自己比他人有更高的评价,而在外部(可视)行为的差异相对较小。

    为了检验教师对不同学生的情绪知觉是否存在先人为主的优、中、差学生的刻板印象,本研究就教师对不同学生的情绪知觉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教师对三类不同学生在POMS-SF6个分量表上的评分只有在精力——活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精力——活力维度进行事后检验表明,教师对优等生的评分显著高于对中等生与后进生的评分,而对中等生与后进生的评分之间无显著差异。配对样本平均分差异检验中发现,教师评定与优等生自我评定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该结果一方面说明了优等生可能表现出来更充沛的精力、充满了活力,优等生对自己精力——活力的知觉也高于中等生与后进生但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而教师在知觉优等生的精力——活力的情绪表现时可能扩大了这种差异程度而达到了显著水平;另一方面说明了教师在整体上对学生的评分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对学生情绪的知觉具有相对准确性。

二、教师对学生情绪知觉的差异性

    结果显示,教师对优等生与后进生的评分一致性明显高于对后进生的评分,教师对优等生与后进生的熟悉程度高于对中等生的熟悉程度。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教师对不同学生的情绪知觉的一致性在内容上并不一致。结果表明,在0. 05水平上,教师对优等生的评分在愤怒——敌意、紧张——焦虑与精力——活力三个维度上无显著差异,教师对后进生的评分在迷惑——混乱、抑郁——沮丧与疲劳——迟钝三个维度上无显著差异,而教师对中等生的评分在POMS-SF6个分量表上全都差异显著,即使在0.01水平上,也有三个维度上的情绪知觉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该结果说明教师对优等生与后进生的评分一致性的数量多于对中等生的评分,显示教师对优等生与后进生的熟悉程度高于对中等生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师对优等生与后进生的熟悉内容是不同的,即教师熟悉优等生在愤怒——敌意、紧张——焦虑与精力——活力三个方面的情绪,而教师熟悉后进生在迷惑——混乱、抑郁——沮丧与疲劳——迟钝三个方面的情绪。优等生在学习过程,如果学习过程顺利往往表现出不断努力、追求的特点,更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如果学习过程遇到障碍则会表现出紧张与焦虑的表现,甚至暴发生气、愤怒的行为,诸如愤怒——敌意、紧张——焦虑与精力一活力的情绪内容具有一定的张力性。后进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遇到的障碍比较多,长期处于学习不利的处境会使学生的学习行为表现出容易疲劳、信心不足的特点,迷惑——混乱、抑郁——沮丧与疲劳——迟钝的情绪内容具有一定的退缩性。

    研究结果表明,教师不仅要关注中等生、熟悉中等生,而且还有必要全面关注优等生退缩性的情绪,也要关注后进生张力性的情绪。即教师既要关注优等生的不足之处,也要看到后进生的长处,只有全面了解各类学生的内在情绪,教师才能与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客观、全面地了解各类学生的各种特点,才可能真正掌握各类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成为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教师。

发布于2011年09月27日 16:01 | 评论数(2) 阅读数(1262) 我的文章

初中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与行为问题


一、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特点

    研究发现,初中留守儿童的安全感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儿童,在安全感的三个维度上,情绪安全感显著低于对照组儿童。这表明“亲情缺失”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尤其是情绪安全感。正如贝克等所指出的那样,当个体生活在“不安”的自然环境中,会创造条件弱化心理动荡,包括情绪不安全感(即悲伤、羞耻、混乱、恐怖、或无助)。另外,初中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神经症行为。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如王东宇等人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存在各种明显的焦虑、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情绪不稳定等心理问题。

    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年级与性别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安全感总分上的年级、性别的住效应和交互效应差异不显著,在各维度上,人际安全感存在年级差异,一年级的人际安全感显著低于二、三年级;在行为问题总分上的年级主效应以及年级×性别的交互效应差异不显著,性别的主效应显著,男生的A行为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的N行为显著高于男生。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年级与性别上的差异,较符合初中生社会性发展的一般趋势,这也充分说明相较于“留守”因素而言,年级与性别因素对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独特影响作用不大。

二、“留守”有关因素对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留守”有关的因素中,亲子分离时间是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危险因素,亲子分离时间在03年的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反而最低。亲子分离时间在69年的安全感最高,高于9年以上者安全感总分义低于亲子分离时间在69年的留守儿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初中留守儿童所处的特殊心理发展阶段有关,由于初中生正处于独立性需要和社会地位、心理成熟水平的矛盾阶段,所以当亲子分离时间为03年的“留守”儿童在真正遭遇亲子分离时,一方面他们的心理不安感异常强烈,另一方面“留守”也使一些留守儿童的独立性增强;当亲子分离时间高于9年以上时,安全感也比较低,可能与此时的留守儿童正处在亲子安全依恋发展的关键期有关。而对于亲子分离时间在6-9年的留守儿童安全感最高,一定程度上与这些留守儿童有比较稳定的亲子教育替代主体有关。研究也发现,监护类型与监护人在别人面前对孩子的负面评价是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隔代监护的行为问题较大,监护人在别人面前对孩子的负面评价越多,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越多。就留守儿童而言,隔代监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但留守儿童在亲子教育上的父母缺席,使人们普遍认为的隔代监护的教育弊端更为突出,如隔代监护容易导致留守儿童早期教育的欠缺、溺爱、偏爱以及力所能及事务的“包办代替”,导致隔代监护的留守儿童行为问题更为突出。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在别人面前的负面评价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导致儿童行为问题增多,根据动态双向作用模型的理解,行为问题的恶化又会使原先低质量的监护关系进一步恶化。

    诚然,“留守”现象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因此许多有关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经常会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父母是否让子女“留守”的决策因素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父母是否外出务工,除了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风俗等文化因素有关以外,其子女先前的心理和行为表现情况、子女的亲子教育替代主体是否妥当、子女在“留守”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反馈就是父母“是否外出”和“是否继续外出”的重要决策因素。一般来说,父母外出之前会对子女作一个让自己比较放心的安排,父母是否“放心”外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会使留守儿童的“留守”有关因素千差万别。

4.3  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关系

    本研究对初中留守儿童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相关分析表明,初中留守儿童情绪安全感与行为问题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人际安全感与A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情绪安全感水平越低,初中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更多,人际安全感水平越低,初中留守儿童的A行为越多。

    回归分析表明,情绪安全感对N行为和行为总分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情绪安全感”这一因素对行为问题的解释率就达到10.8%。根据依恋理论,情绪安全在亲子关系与儿童适应性发展之间起着重要联结作用,情绪不安全可能增加儿童未来出现适应问题的风险,可能会增加更为普遍的内隐行为问题,本研究中留守儿童在情绪安全感和N行为上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因此,“留守”因素降低了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尤其是情绪安全感受到影响,进而增加了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由此可见,家庭和学校对留守儿童情绪安全感以及N行为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回归分析表明,初中留守儿童的人际安全感对A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有研究认为,不安全感增加了在新环境中适应不良的倾向,比如在形成和保持社会关系时不够灵活、开放和熟练。儿童因为持续的安全威胁之后可能会意识到人际关系的压力,导致情绪和行为紊乱,或者对自己或他人的负性认知。所以,笔者认为一些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带来的人际安全感降低,容易使其对周围他人产生戒备和敌对心理,进而导致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多的A行为。

    纵观安全感与行为问题的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其中一些相关系数与解释率并不太高。比如,人际安全感对A行为的解释率仅为4.8%,“情绪安全感”对N行为的解释率仅为4. 4%,这说明影响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众多,在本研究基础上,有待进一步探究影响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其他因素。

发布于2011年09月27日 15:12 | 评论数(2) 阅读数(1671) 我的文章

美国残疾人就业支援工作的类型


支援工作包括4种类型并广泛地在支援工作文献中予以报道:

    ◇个人的安排

    ◇工作组成安插模式

    ◇可动员的工人集体

    ◇承包的模式

    尽管其他支援工作模式也曾被使用过,但在2 7个州中,参加多于1400项支援工作方案的25000人的90%的人士由这种模式之中的一种来服务。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残疾人在收人中获得显著的增长,而且个人安插模式产生了最高的每小时和每月的工资。

    WehmanKregel(1985)描述由4种成分组成支援工作的“个人安插模式”:

    1.对工种安排的内容多样的途径

    2.集中的工地训练和拥护

    3.持续对病号作业的监控

    4.对长期工种保留和跟踪的系统方法

    支援工作专家是制作有效支援工作方案的关键人物。支援工作专家,有时被称为(job coach)工作教练,这是一位在非营利工作安插方案中的成人服务方案中的教练。有时也在第二特殊教育方案中基于社区的专职人员。专家的时间约有三分之二花在工地上,指明病人的工作方向,训练病人专门工作技能,并帮助病人与雇主、领导和非残缺同事们的来往。专家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与病人父母的工作上。他为病人计划行为干预方案,并在有关工作领域中,如运输、财务管理和修饰技能中训练病人。

    尽管所有支援工作中的病人都按需要继续接受支援和服务,但都是以支援工作专家提供的直接工作现场辅导,才能完成新雇员所安排的任务。

    WehmanHill(1985)报道了167名成人,他们被安插在支援工作模式中252个专职和兼职有偿工作,病人年龄从18岁~66岁平均IQ分数是49分。

    绝大多数(86%)在工作时间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实际上,81%的人被安排工作前年薪低于200美元,这标志着这些人被干预之前表示的经济独立水平。71%的人与父母或家庭同居一处而90%的人在被安插开始时缺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技能。

    大多数的工作在登记水平最低工资位置上,分派给100多个不同的雇员,主要代表服务职业,如旅馆,餐厅和医院的清洁和保管工作等。研究中167人的平均工作是19个月。在报告的时期,72名病人在被雇期间。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注意到他们的病人第一年受聘时间比全国旅馆和餐厅协会(1983)发现的2300多非残缺者的受聘时间长。他们还指出,参加支援工作方案的每个病人在19个月所得工资的平均总数525.5美元,相比于参加成人白天工作更令人喜悦。当把病人收入总数和所付的收入所得税一起来算时,这样的比较就特别令人高兴了。

    在支援工作组成安排模式中,丧失能力的8人小组在正常的商业或工业中'用特殊的训练或工作支援进行工作。工作支援代替传统的工作,而提供许多与非残缺工作人员结合工作的利益。总之,他为了长期工作的成功提供所需要的不断前进的支援。

    RhodesValenta(1985)报告6名严重丧失能力者在工作中产生的工作的初步结果。他们与华盛顿Redmond的自然控制公司订立工作合同。公司创立独立的生产线雇用严重残疾人。自然控制在Redmand设备内雇用900人生产生物医学装备。他们主要生产降低心房纤维性颤动器。该公司成立了名为“万亿工作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为严重残疾工人提供所需要的工作训练和不断前进的支援。已成为生产线的工人制作降低心房纤维性颤动器的部件,如胸垫和金属盔甲。尽可能地按公司其他工人制作的同类型的产品选择工作任务。尽管合法雇用责任由支援组织(亿万)来承担,工人由自然控制来监督,直到工人的三个月生产率的平均数达到其他自然控制工人生产率的65%。到那时,这个工人才能被雇为自然控制的工人。工人所得工资与他的生产率相称。训练和监督程序用行为模式衡量,工人的工资与工作任务分析和特殊工作技能的直接教学、工作环境的物质和社会的安排相结合,以督促进步的工作率。

    一年来,所有工人的生产率皆达到或超过其他50%自然工人生产率。一年之中全体方案工人所挣工资总数为20207美元,包括工人所付的联邦所得税2425美元。第一年连同方案前5个月的大部分成本为方案所付的公开成本总数是15945美元。关于对非残缺工人的交互影响,RhodesValenta(1985)报道:

    在装配车间中,经理和管理人员经常报告工人每天的接触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在工作环境和休息、午餐时发生的。据称,接触是势不可当的积极热情。在公司主办的活动如野餐、晚宴和舞会中以及经理和工人之间私人发起的活动中社交来往频频发生。不过,在他们的总结中,作者警告:方案发展者和工业经理仔细考虑这个备选方案时,需要保证工人不要与其他工作社区隔离开来(很像公立学校的“残缺派”)。在提供支援训练干预时、在向低生产率讲话时以及保证对改换工作要求的适应性时,他们必须保证平衡,无损于正规工业环境的优点。

    支援工作的集体模式围绕着小而目的单纯的营业组织而成,如维修建筑物或广场。与模式相同,可动员的工作集体包括在结合的社区工作环境中,对一小组受支援的雇用人员不断地进行监督。总经理可以负责寻找并协调38人的若干小集体的工作,每一集体由支援工作专家来监督。可动员的工作集体的组织就像非营利的合作社;由于他们的雇员工作达不到全部生产水平,因此组织招致的额外费用由公家基金担负。这种费用通常是在毫无实际工作或补偿的活动中心支援工作集体的雇员所需要的。

    JohasonRusch(1990)发现支援工作专家直接训练的实际小时数目并未降低群体的加班时间。这种现象就像在个人安排中所发现的那样。他们建议把群体和可动员的工作集体销售给雇主并承诺支援工作专家将永远相随,以增加不必要的监督的可能性并阻止独立工人的发展。

    承包模式利用社区中存在的商业机会为残缺人士建立商店提供支援工作。商店雇用少数严重残疾人和若干没有残缺的雇工。承包模式的一个样本是Townsen港面包公司,华盛顿Townsend港一个商业面包烘房。

    另一种支援工作的形式是有结构的工作模式。这个由俄勒岗大学特殊训练方案编制的模式,在小型工业车间环境中操作并靠收入给工人开工资。这个模式提供复杂零件的集中训练和承包生产。电子零件装备和链锯装配是两项已经成功地教给严重丧失能力工人的任务,从而他们能比在传统车间挣得更多的工资。少数非残缺工人也可以被雇用,以结合工作环境而增加全盘生产。

发布于2011年09月15日 09:56 | 评论数(2) 阅读数(1760) 我的文章

治疗师对儿童的放松治疗个案


艾米莉

    当我第一次在咨询室见到艾米莉时,她8岁。她总是害怕在自己房间里睡觉,想和父母一起睡,因此经常在晚上吵醒父母。她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尿床。因为学习障碍导致的学业困难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压力。艾米莉来自一个完整、照料良好的家庭。不过,母亲一方有着家族抑郁史。我使用标准的评价量表进行筛查,结果诊断其有焦虑障碍。在前两次的咨询中,我与艾米莉建立起友善的咨询关系并且教给她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原则,用图书《准备,开始,R.E.L.A.X.》中介绍的一个方案来引导她进行放松练习。她把CD《准备,开始,释放》带回家,每天都做放松练习。我引导她在离开自己房间去父母卧室之前听一下这盘CD

    经过两个星期的咨询,她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而且不需要离开自己的房间。我们接下来处理遗尿症。医生对其所做的全面身体检查排除任何生理问题导致尿床。我向艾米莉展示一张膀胱和尿道的图片。然后我让她画出自己的膀胱和尿道,然后要求她在膀胱的底部画一道线,将其与尿道隔开。我告诉她想象这道线就是一个门。我引导她进行渐进性肌肉放松练习,让她想象自己的膀胱和尿道,然后想象尿道的门关闭。我要求她记录没有尿床的夜晚,以此跟踪她所取得的进步。她继续每天的放松练习;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她做放松练习并想象着尿道的门关闭。没有尿床的夜晚马上变得越来越多,并且能够在一个月里都没有尿床。

特罗伊

    我还将相同的系统脱敏方法应用于一名患有暴风雨恐怖症的13岁男孩。来咨询的4年前,他曾远距离目睹了一场龙卷风。他担心龙卷风会击中自己的房子,这种害怕如此真实而且被记忆中电台电视中的暴风雨警报所强化,恐慌、家人匆忙让他躲进地下室、不祥的黑云,看到龙卷风之前先出现的暴风雨的电闪雷鸣以及闷热潮湿的感受。在这场暴风雨过后,他开始睡在地板上,担心暴风雨会在半夜击中床所靠的那面墙。另外,只要预报有大的雷雨天气,他就拒绝出门而且会在闷热的天气里变得很紧张。无论何时坐车,他都坚持要把所有的车窗关闭,因为车窗打开时风的声音同样会引起他非常焦虑的反应。在治疗的初期,他对垫圈和力量实验很感兴趣而且非常享受放松的感觉。我们列出了引发其恐惧的事物的列表,在我一边描述临近地方将要发生暴风雨的情景时,一边让他继续放松练习。治疗之间,他在家使用KleinKleinCD《(放松和成功想象》配合想象。我在2个月的时间里见过他5次,巧合的是,在第五次治疗的当天恰好有暴风雨警报。我们将此警告作为一个让他练习呼吸和放松的“活体实验”的良好时机。当他第六次来咨询室时,他和他的妈妈都报告说他的恐惧已经完全消失了。在第五次治疗结束后不久,他能睡在床上、坐在开着窗的车里,待在户外观察越来越近的雷雨。

    同样的技术可以成功用于大部分的恐怖症行为治疗,实践证明这些技术能够让治疗师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克服恐惧,以免这些恐惧影响到他们比较快乐的生活。

发布于2011年09月15日 09:23 | 评论数(2) 阅读数(1256) 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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